李振盛:历史应被完整保留 记录特殊时代(图)

主持人:大家下午好,我今天一进到演播间就觉得一片的红色,跟我们这次主题非常地相符。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李振盛先生,他穿着红色的T恤,他就是今天的主角,我们的嘉宾。在2003年的时候,英国为他出版了《红色新闻兵》摄影画册,这本画册在国际上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大奖,就是因为他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在文革,应该是从60年代开始,就记录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主持人:李先生强调,非常重视这个奖项,我们特别好奇,为什么李先生这么重视“墨子国际摄影大师奖”,以前大家可能听说不太多。

李振盛:我来说一下这件事。正像主持人所说,最近一些年来,我在国际上获得一些奖项,但刚刚在济南获得的这个奖项让我激动。9月23日齐鲁国际摄影周在济南开幕,我的“李振盛见证香港回归摄影展”在摄影周中展出,齐鲁国际摄影周组委会专门设立“墨子国际摄影大师奖”,向11位中外摄影家颁奖。我有幸荣获此奖,在谈获奖感言的时候,我说这个奖项让我十分激动,一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深为中国的墨子圣人而骄傲,他是一位科学的圣人,2300年前就发现了小孔成像的原理。我们现在使用的摄影器材最初都是西方生产的,摄影术自1839年发明至今168年,我们祖先在2300年前就为后来发明摄影术奠定了光学理论基础,这一点对于中国人来说,尤其我作为一个山东人,作为墨子的后人和老乡,我深感自豪的。我说这个奖对我来讲十分之重要。它可以胜过以往我在欧美所获得的任何一项国际大奖。

李振盛:这次是山东齐鲁实业家摄影文化促进会和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等单位设立的这个奖项,今年是第一届,以后每年都要继续评选颁发这个大奖。墨子2300年前发现的小孔成像的光学原理,随着墨子大奖的传播,将会进一步在世界上发扬光大。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四大发明,在我看来,墨子发现小孔成像原理应该列为第五大发明。其重要性在于它让影像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传递信息的载体,今天能有如此广泛的影像传播,与2300年前墨子老人家所发现的小孔成像原理是分不开的。所以我特别重视这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奖项,为荣获首届墨子国际摄影大师奖而自豪。

主持人:刚才李先生讲的有两个问题,一是我们要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比如墨子的成就在现在没有被我们充分地发扬光大。第二,影像在现在社会的重要性,帮助我们记录了历史,也记录了现在,这是为我们未来的。从一些具体的图片来讲一下。在这本《红色新闻兵》画册里面的一些图片可能很多朋友都见到过,最重要的就是这幅《虔诚者》。李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在拍摄的故事,后来我听说还有一些后续的故事。

李振盛:是的,这幅照片当年是用120底片拍摄的。这本《红色新闻兵》画册是英国菲顿(PHAIDON)出版社出版的,画册中所有照片都是带着黑边框的,那是底片的边缘部分,说明这些照片都是原始构图。在国内大家见到的《虔诚者》都是剪裁成立幅的照片。这张照片是1968年4月16日拍摄的,当时黑龙江省召开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凡是参加大会的代表作为英雄人物都被派到工厂、矿山、农村去为广大群众讲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和收获。这位班长名字叫王国祥,他到哈尔滨郊区农村给农民讲述他的事迹,听讲的人们深受感动,讲用会结束以后,被感动的群众纷纷上台,把自己胸前佩戴的像章摘下来,戴在王国祥的身上,戴满了前胸,戴满了后背,又戴满了军帽,整个身上戴满了170多枚像章,这一点是很有象征意义的,说明当年革命群众对的热爱,学习思想成为一场群众性运动,这在当时是深入人心的一场运动。

李振盛:30年过去了,很想找到这张照片的主人公,我写了一篇文章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题目是《王国祥,你在哪里?》,不出一个月,《南方周末》编辑给我打电话说,王国祥找到了,他远在东北的齐齐哈尔,后来我们通电话相约要见面,因为我们分别了30年,当年的采访仅是一面之识,大概很难记清对方的面貌,就商定以照片为号,在齐齐哈尔火车站我们见面了,这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各举一张《虔诚者》的大照片,见面以后相互拥抱。电视媒体跟踪采访,报纸记者跟随拍照片。自那一次之后我们又见了两次面,一次是中央电视台制作建国55周年节目的时候,把王国祥请到北京,我们在广场见面,我们俩拿着这张大照片面对摄像机镜头。另外一次是2006年5月份,日本NHK电视台先到纽约去对我做采访半个月,后来又飞到中国跟随我去各地采访一个多月,追踪寻找我的文革老照片中的主人公,其中包括采访王国祥。他比我小两岁,他叫我大哥。临分别时,王国祥问我:“大哥呀,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我说,等到文革50周年,我们相约文革50周年时再聚首。

李振盛:当年,王国祥响应号召,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我采访他的时候,他是一个班长,后升任连指导员,后来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他率领红一连参加了战斗,被评为英雄集体,他个人立三等功。我第一次与他重逢的时候,他是齐齐哈尔市城市规划设计院的党委书记,他为社会做了很多好事,比如研究社会学,还出版了一些有关的学术著作。他是一个肯学习、愿意做奉献的人,他总是在各个时期为社会做一些好事情。

主持人:这是贯穿一个人的命运。大家看到这张照片,马上就会想起文革年代,这就是一个摄影家在一个时代中的作用,可以记录这个时代,并且把他用典型的方式表现出来。我和很多朋友聊起来的时候,都对您特别钦佩,当时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非常非常多,摄影师也非常非常多,但是只有您这么全面,这么有风格地把它表现出来,能够记录下那个年代。为什么是您?

李振盛:正如你所说,在我做记者的那个年代,我还是非常年轻的,我是22岁从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到报社做记者。比我资深的摄影记者,比我工作条件更好的摄影同行有很多。也不能说只有我做了这个记录,相信其他摄影同行也会拍了不少的文革照片。我之所以能尽量拍摄并完整保存下来近十万张历史照片,大概得益于我在电影学院所受的专业影像训练,我们同学算是那个年代里为数不多的科班出身的摄影记者,我们学的是电影摄影,深知摄影的重要功能在于记录,摄影本身是具有纪实性的,能够记录历史。不光是这张《虔诚者》的照片,我还有很多当时拍的纪实照片,像这张画面中是《跳忠字舞的小女孩》,也是记录了历史。这个只有五岁的不识字的小女孩,竟然被推选为全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代表,现在听起来很荒唐,很可笑,所以说文革岁月就是一个荒唐的岁月。

李振盛:当年,我只是想应当将这些东西记录下来,而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把它们记录下来将来留给后人去评说。往往当代人是无法评说当代人的历史,要把这些史料留下来,让后人去研究。1980年代初期,我调到北京在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新闻系教书,我对学生们讲,做新闻工作要有多向思维,不能只按照一个方向去走,我们不能只做正面的歌颂,或者只能做正面的报道,其他那些非正面的或非主旋律的东西,一时尚不能见报的,也应该记录下来,记录下来对后人来讲就是给他们留下历史的史料,否则的话,当人们需要去研究某一段历史的时候,可能因为当时没有留下影像资料可供参照,这对历史来说是一种断代。

主持人:除了当时的拍摄以外,还有特别重要的就是保存资料。以前曾经采访过沙飞的后人(李振盛插话:我与沙飞的女儿王雁很熟悉),沙飞在抗战年代,比较特别的是他能够把底片保存下来的意识,所以他的照片现在还能看得到,同时代有其他的摄影师拍过的照片现在没有办法看到。

李振盛:我非常钦佩沙飞这位摄影前辈,他是中国纪实摄影的先驱人物,他的照片拍得非常好,而且他能留下那么多资料,更可贵的他的女儿王雁女士一直在研究父亲的作品,为沙飞作品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常常有人问我,你怎么能留下这些历史资料,我觉得留下资料并不难,只要做一个有心人就行了。我当年拍摄并保存下来一些历史照片,并不能说明我是先知先觉,你不能说我是有一种强烈的自觉意识,也不能说我有明确的历史使命感,坦诚地说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仅仅是有一种朦胧的使命感,只是认为这些事件都应该记录下来,将来会有用的,至于有什么用,全然不知,更想不到我的照片会获大奖,还会走向世界。1988年3我的获奖照片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的接见与表彰。13年后,张爱萍将军又为我在国际上出版的《红色新闻兵》画册题词,这就是张爱萍将军给我的题词:“让历史告诉未来——李振盛‘文革’摄影作品集”,这是敬爱的张爱萍将军于2001年1月为我题写的。我经常对年轻的摄影人说,不要急功近利,要耐得住寂寞。并不是说只有摄影人需要如此,在我们社会上任何一个行业的人们,在全力追求事业成功时候,都不要太过急功近利。有句话说,耐得住寂寞勤奋耕耘,最终总会有好果子吃。

李振盛:就这一点来说,我还算是一个有心人吧,也算是一个比较细心的人。我在工作当中还是讲究认真的,比如说我所拍摄照片的用光与构图,在国际上曾受到影响世界的两位大师的好评,他们是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师和罗伯特弗兰克大师,他们因为看了我的《红色新闻兵》画册以后分别邀请我会面,两位大师都称赞我把握画面的功力。他们说:“你的照片构图让人感觉很完美,乃至达到无懈可击的地步,让人感到你好像是刻意地在追求完美……”其实,我并不是刻意地在追求完美构图,我的构图基本功是在大学里受到严格的影像训练,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习惯成自然嘛。新闻摄影构图都是在新闻现场瞬间完成的,需要临场发挥,临场构思。谁也不会拿着相机对着新闻事件自言自语:我应该拍立幅构图,还是拍横画幅构图呢,黄金分割点应用放在左边还是右边呢,谁都不会傻到如此程度。有了影像训练的基础,具有了把握画面的基本功,摄影构图就会驾轻就熟,用光构图是在拍摄现场即时决定的。有这样一句话,每当按下快门的百分之一秒瞬间,是运用了几十年的经验积累,就是说把几十年的工夫都集聚在按快门的手指尖上了。这种说法虽然有点极而言之的味道,但是却是很有道理的。

李振盛:长期的生活积累,使自己对生活有一种体验,有一种感悟,有一种认识,每当你拿起照相机或者摄像机时,你对着面前的生活就会产生合理的截取。因为现实生活是复杂的场景,摄影构图是用减法而不是加法,绘画是加法,画一块石头,画一座山,再画一棵树和几只鸟儿,一点点加上去的。摄影构图是减法,减掉很多东西,最后截取一部分。这个截取并不是盲目地截取,现在有人说盲拍也能出作品。如果大家都闭着眼睛去拍照片,这个世界就不成其世界了。当然也有盲人摄影家,那是极个别的例子,所以才成为新闻。盲人摄影师的拍摄也是有其生活感悟作基础的,他要冲着哪个方向拍,或者是对某种声音有感觉,这都取决于生活的积累。摄影应当是从生活当中截取有意义的画面,留下的影像是要对历史负责任的。

主持人:刚才谈到盲拍,听有的朋友说现在就是都在盲拍,有的时候是乱拍,这是不太负责任的说法,大师就算这样拍还算大师?

李振盛:有两位被国际公认为是影响了世界的摄影大师,一位是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另一位是罗伯特弗兰克。卡蒂埃-布勒松大师的摄影理论是“决定性瞬间”,主张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弗兰克大师主张根据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去拍照,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的约束,用影像去理解生活,让人们通过影像关注生活。我的作品全球总代理、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说,特别有趣的是这两位大师都喜欢《红色新闻兵》画册中的照片,并盛情邀请我跟他们见面。这两位就是普雷基在《李振盛见证香港回归》序言中提到的六位摄影大师中的前两位,第一位是布勒松,第二位是弗兰克。这一次,9月17日我从北京陪同弗兰克夫妇到平遥的一路上,有时大师看似是在盲拍,他拿着相机不取景就在拍照,虽然没有通过眼睛去取景,却是用“心”在拍照,完全是凭心里的感觉,用无形的视觉在把握画面。

李振盛:摄影大师的这种盲拍,和有些人毫无目的的瞎拍是不能等同的。我看到弗兰克大师的盲拍就是用“心”在拍照,他带着两台照相机,一台是纯粹是儿童玩具式的塑料做的傻瓜相机,在从太原机地到平遥的汽车上,大师让我拿着他的塑料照相机,他用我的数码相机为我拍照,也是不取景就按下快门。另外一台是普通的傻瓜相机,他常常是举起相机就拍照。但是我相信他是看准了方向和景物才按下快门的。心中知道他的画面应该截取什么,应该舍弃什么,这种“盲拍”并非是盲目地瞎拍,而是有目的在拍摄。

Related Posts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